護世大師

被東西方佛教遺忘的上座部巨人──護世大師

菲力．迪立普著

唐芯娜　中譯

陳永威　校對編輯

前言

南傳佛教向來予人的印象是比較強調聲聞道的解脫，有關南傳佛教菩薩修行的理論、人物和故事一般較少為人提及。緬甸持三藏明昆大師（Tipiṭakadhara Mingun Sayadaw U Vicittasārābhivaṃsa，1911-1993年）在1969年出版的《大佛史》（Mahā Buddhavaṃsa）中，就曾經仔細地依據巴利三藏和註釋編寫了六集（共八冊）有關成佛的故事、理論與修持；其中第一集已翻譯成中文──敬法比丘譯《南傳菩薩道》，這是目前最廣泛論述南傳菩薩道的書籍。然而，我們至今仍鮮有聽聞有關近代南傳菩薩行者的故事。

以下文章的主人翁──護世比丘（Bhikkhu Lokanātha），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意大利，成長於美國，後來在斯里蘭卡及緬甸學習南傳佛教。1951年，他在緬甸拜訪了著名的高僧──宣隆大師（Sunlun Sayadaw, 1878－1952年，被譽為阿羅漢的聖者），大師罕見地確認了護世比丘是一位發願成佛的行者（菩薩），並表示彼此不會再見。筆者在這裡，節譯相關的對話內容以供讀者了解背景：

1951年（緬曆1313年），印度代表團攜著尊者舍利弗（Sāriputrā）及尊者目犍連（Mahā-Moggalāna）的舍利子前往緬甸，這個官方代表團包括了意大利裔在緬甸受具足戒的護世比丘。他前往拜訪了宣隆大師（又譯孫倫大師），以親身考證到底大師已成為阿羅漢的傳言是否真實。在見到宣隆大師後，護世比丘對他充滿信心，並致以五體投地的禮敬。

（中略．．．大師說法）

在聽聞大師說法後，護世尊者深感滿意地說：「『我與宣隆大師的見面，猶如遇到我的親人一樣。請問我會有機會再見到大師您嗎？』宣隆大師回說：『不，你不會再見到我。』尊者問：『為甚麼？』大師表示：『你是一位發願成佛的人（You are an aspirant to Buddha-hood）。我們沒有你那般的雄心壯志（ambition），所以我們彼此不會再見。』」[1]

　　　　　　──《宣隆大師傳》第40章

由於宣隆大師在緬甸以定慧力和神通聞名，因此在對話中大師這樣對護世比丘菩薩身份的確認，是一種很特別的認證。

筆者在閱讀整篇傳記文章之後，歸納出幾個重點，亦即菩薩行者的一些特徵──自幼的慈悲心（對動物的憐憫及素食的堅持）、過人的忍耐力、堅定的志願、廣大的願景、苦行的修習等等。然而，文中亦描述到，他有時候也會過於理想化、不善於組織管理、人際關係不和睦、個性倔強以及在某些時候感到苦惱等等。可以說，他的前半段修行是一位「大心凡夫」的修道歷程；但隨著修行日漸成熟，他最後也展現出周遭人們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徹底轉變，有了某種不平凡的體悟。[1]

他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了解到菩薩道行者所經歷的真實際遇，以及他所踐行的內容。顯然，這是一條很不容易走的修行路，而他也是在志願沒有圓滿達成下離世，甚至在時間的流逝下差點被遺忘，猶如夜空一閃而過的彗星，雖耀眼卻轉瞬即逝。

筆者相信，護世比丘會再次投生在這個世間實踐他的大願，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讓讀者們與他結上善緣，或許在漫長的輪迴路上，他會有一刻在我們跟前，引導著我們走出解脫輪迴之道。

陳永威

2020年7月3日

寫於澳門

從天主教徒到化學家，再搖身一變成為佛門龍象

一名來自布魯克林的意大利移民如何將佛法帶回印度的故事

菲力．迪立普（Philip Deslippe）著

於2017年冬

（英文原文：From Catholic to Chemist to Buddhist Missionary

https://tricycle.org/magazine/catholic-chemist-buddhist-missionary/）

佛教史滿載著許多非比尋常的轉信佛教者的故事，他們在某些機緣下與佛法相應，進而排除萬難奉獻身心。可惜的是，很多這些偉大人物的傳記都已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其中一位這樣的偉人，便是出生於意大利的紐約市布魯克林人薩爾瓦多·弛奧菲（Salvatore Cioffi）。成長於20世紀初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弛奧菲年輕時轉為皈依了佛教，後來更成為備受尊敬的護世比丘（Lokanātha，又譯「盧簡那他尊者」）──一位於數十年間周遊亞洲和世界各地，滿懷熱誠地宣揚佛法和感化信徒的弘法者。護世比丘的身高只有五英尺（1.52米），但他的影響卻很遠大：他啟發了好些當代亞洲著名而具影響力的佛教領袖，並促成了一場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宗教轉信運動。

成長背景

將會成為佛教僧人的薩爾瓦多於1897年聖誕節翌日（12月26日），出生在位於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亞省（Campania）的卡維納拉鎮（Carvinara）。1901年，四歲的薩爾瓦多舉家移民到美國，並定居在布魯克林。在新移民當中，弛奧菲一家可說是相對富裕。薩爾瓦多從小就會說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後來成為了一名頗有造詣的小提琴家，曾在全國廣播電台做過一場45分鐘的獨奏表演。（在1947年的一次採訪中，也就是他宣佈出家的25年後，他表示仍然記得放棄小提琴對他來說是多麼的困難。）他的一位堂兄是將野口勇（Isamu Noguchi）視作門徒，有「小意大利羅丹（Rodin）」之稱的雕塑家奧諾里奧·魯奧托洛（Onorio Ruotolo），他向弛奧菲介紹了藝術和思想的世界。在後來的歲月中，弛奧菲總會感謝魯奧托洛激發了他對哲學的熱愛和對真理的追求。

當弛奧菲還是個孩童的時候，就已抗拒吃肉，他後來把這一點視為證明自己前世曾是佛教徒的幾個特徵之一。五歲那年，他發現了一隻折斷了翅膀的鴿子，並悉心照料，使牠恢復了健康。當他的母親宰殺了那隻鴿子，並將其燉煮後，這個小孩拒絕進食了幾天，直至她發誓再也不會宰殺鴿子。弛奧菲年輕時，曾短暫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但後來退學了，因為他拒絕接受課程對殺死和解剖青蛙與貓兒的要求。在出家受戒之後，他進行過更長時間的絕食，並經常以此喚起人們對世界和平的關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弛奧菲曾有一段很短的時間想要成為一名方濟各修會的修道士。但當時他對宗教的獻身之心還未牢固，而科學亦已經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曼哈頓的庫珀聯盟學院獲得化學學士的學位，之後在寶潔（Procter＆Gamble）和坩堝鋼鐵（Crucible Steel）等公司都擔任過化驗師的職位。

一書之緣

「我讀了那本經，就成了佛教徒。」

一天，一位同僚借給他一大批佛教的典籍。弛奧菲自此被佛法深深吸引，尤其是對《法句經》（Dhammapada）著迷。他後來曾簡明直接地說：「我讀了那本經，就成為了佛教徒。」一如當時的保羅·卡魯斯（Paul Carus）和埃莉諾·希斯塔德·摩爾（Eleanor Hiestand-Moore）等其他護持和皈依佛教的美國人，弛奧菲發現佛陀的教法具有道德和哲學的理據，同時也能輕易地融入現代科學的框架。「對自我的研究是最崇高的研究」──他在皈依佛教數十年後說，「我從化學這門分析性的科學，轉投到佛教這門分析性的宗教。」

弛奧菲信奉且認為佛教具有民主和理性的本質，更從而意識到佛教是如何地有別於他童年時代所信仰的羅馬天主教階級觀念和形式主義。只是，他對佛法日益濃厚的興趣，使得他與其虔誠的家庭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包括他的兄弟拉斐爾（Raphael）──後來成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高级神職人員）。弛奧菲搬進了自己的公寓，開始把所有空餘時間花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閱讀能找到的任何關於佛教的書籍。

在大約20多歲的時候，弛奧菲已經選擇了自己的路。他寫了一張便條給家人後，便登上一艘輪船，先去了英國，然後到了印度。在參觀了菩提伽耶(Bodghaya）和鹿野苑（Sarnath）等佛教聖地後，他前往去斯里蘭卡，在那裡當上沙彌（sāmaṇera），之後於1925年正式受具足戒，並獲得「速銳」（Javana Tikkha）的法號。其後他去了仰光，（根據他的信函）對弘法的渴望與對緬甸文化某種程度上的不適應，催使他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

百般磨難

回到意大利後，這位受戒不久的僧人試圖過著傳統比丘（bhikkhu）的生活:獨處禪坐與挨家挨戶托缽化緣。然而，他所遇到的意大利人，卻沒有想過會遇著一個乞食化緣的佛教僧侶，他多次因游蕩而被捕，並被認為是個「無害的宗教狂熱份子」。最終，當局把他帶到那不勒斯，在那裡他被安置予親戚照料，而且被迫脫下僧袍穿上西式衣裝。

在那不勒斯，弛奧菲求助於當地唯一一個可以理解他的抱負的人──名叫朱塞佩．德．洛倫佐（Giuseppe De Lorenzo）的地質學教授，他也是一位東方研究的學者，亦是早期在意大利推動佛教傳播的人。弛奧菲未經知會就來到了德洛倫佐的辦公室，用帶有美國口音的意大利語介紹自己為一名佛教僧侶。迪．洛倫佐聆聽了弛奧菲有關皈依佛教、旅途經歷和當前困境的故事之後，建議他回到印度。

弛奧菲在意大利的親戚及在布魯克林的家人，均希望他能夠帶著自己的宗教熱情回歸到天主教會，並加入方濟各修道院。為了阻止他前往印度，他們說服了地方當局拒絕給予弛奧菲離開那不勒斯所需的官方通行證。但是經過幾個月的爭執，最終弛奧菲以長達一週的絕食及威脅要餓死自己明志，家族親友才讓步，讓他離開了那不勒斯。

懷著轉信佛教者的熱忱，這位年輕僧侶決志仿效歷史上佛陀的遊方形式，只帶著他的僧袍和乞食用的缽，徒步返回印度。在他給德洛倫佐（De Lorenzo）的信中，描述了這次從意大利穿過瑞士、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長達14個月超過5,000英里的驚人旅程。沿路上，除了在阿西西（Assisi）和耶路撒冷（Jerusalem）短暫停留以朝覲聖地之外，弛奧菲還經歷了許多的艱辛：因病住院、被法國警察和敘利亞士兵逮捕，以及多次被襲擊和搶劫。

有一次，當他徒步越過土耳其向南行時，一對小偷認定他是間諜，於是劫持了他，並揚言要割開他的喉嚨。他在給德·洛倫佐（De Lorenzo）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這件事：「我唯一的武器是釋迦牟尼（Gotama）教曉我的慈心（metta）。於是，我盤腿坐在地上，專注於慈心禪，並對那兩名強盜散播最大的憐憫之心。他們繼續怒吼，但我始終保持沉默。」那對盜賊放走了弛奧菲，但這件事伴隨了他數十年，成為佛教的慈悲心是如何改變最惡劣的境況的一個戲劇性的例子。

悟法重生

1928年，弛奧菲抵達印度時，可能知道自己還未能勝任全球弘法的任務，他在斯里蘭卡的寺院和喜馬拉雅山附近的佛教聖地修行和學習了數年。他在靜默（止語）中度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並持守了一些被稱為頭陀（dhutangas）的苦行修習，包括「長坐不臥」（從不躺著睡覺，又稱「不倒單」）。

在仰光的一次逗留期間，一位比丘為弛奧菲再次授戒，並給他起了法名「洛卡納塔」（Lokanātha）──護世比丘[1]。根據他本人和其他人的觀察，此後隨著名字的改變，他的精神面貌亦產生了變化。認識他的人暗示他有了「心性光芒」（spiritual radiance），數個有關這次緬甸遊的敍述亦提到一個普遍的共識，就是護世比丘自此擁有了神通（護世比丘亦曾在一次講座中提到他能夠了知他人的想法）。

圖為1949年8月8日──時年51歲的護法比丘在倫敦弘法，以不倒單的姿勢休息，當時他已經16年沒有睡在床上。他在紐約、聖保羅、明尼蘇達州、芝加哥和洛杉磯建立了佛教中心。在倫敦逗留三個月後，他再次前往緬甸，尋找能說英語的僧人到美國弘法。

（圖片來源：Keystone Pictures USA / ZUMAPRESS）

龍象誕生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護世比丘組織和帶領了多個弘法之行。每次都帶著相同的宏願，希望喚起人們的興趣，並把不同地方的有志僧人聚集在一起，然後徒步前往印度北部，在那裡接受訓練，然後於世界各地弘法，將佛法傳揚予所有人類。在《天上的印度》（Celestial India）和《在西方建立僧伽》（Establishing the Sangha in the West）這兩本小冊子中，護世比丘以戲劇性的方式描述了這些弘法之行：他的僧團懷著「雄獅之心」，活出「視死如歸」的訓誡！他們將佛種播散全球，從而永遠地消弭戰爭。

第一次前往印度北部的弘法之旅於1933年在緬甸起行，第二次在翌年於泰國（在泰王的護持下）起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弘法則在1935年從斯里蘭卡出發。護世比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他的弘法之行的目標，都描述得非常崇高甚至讓人感到荒謬，例如，他預言自己將使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Mussolini）皈依佛法。然而，儘管護世比丘具有熱情和信念，卻沒有組織能力以進行如此宏大的任務。每次弘法之行一旦遇到疾病、惡劣天氣、身體不適和內部分歧等嚴酷的現實時，弘法團隊的人數就會迅速減少。

儘管護世比丘的「雄獅僧團」沒有完成他們的宏大目標，但是他的旅程卻喚起了人們的關注。十九世紀在帶有反殖民主義色彩的佛教復興運動開始興起的背景之下，一個公開頌揚佛法的西方皈依者的出現，被許多亞洲人視為一種勝利的標誌。一些護世比丘弘法之旅的參與者和讚賞者，後來更分別成為了著名的宗教和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被普遍視為現代緬甸國的創建者昂山（緬甸國家顧問昂山蘇姬的父親）、頗具影響力的泰國法學家和政治家訕耶·探瑪塞（Sanya Dharmasakti），以及生於威爾士的泰國佛教老師阿贊．潘雅（Ajahn Panya）。

在三次沒有徹底完成的弘法之旅後，護世比丘繼續在亞洲遊歷、教化、出版及嘗試使非佛教徒皈依佛法，並推動佛教修行的復興。在緬甸，他協助復興了在火葬場禪修（不淨觀）的傳統修法，並將一大群克倫族人（主要信奉基督教的族裔）轉為皈依佛教。護世比丘亦是一名堅定的素食者，並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勸導人們不要殺害或食用動物。

入獄守志

1939年，當護世比丘正在完成他的亞洲之行的記敘，並在計劃一次盛大的西方弘法之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幾乎在同一時間，英國駐印度當局把他關進了戰俘營。一如既往，護世比丘成功使他的一些獄友皈依了佛教。他還進行了長達96天的絕食抗議，以爭取身為佛教徒的宗教權利，最後卻被獄卒強行餵食。

護世比丘被囚禁的確切原因一直都不清晰，有人推測是他代表佛教僧團在緬甸的進取行為，使他成為英國殖民政權的目標（因緬甸當時仍為英國殖民地）。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意大利背景讓人懷疑他是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並忠於二戰的軸心國。他曾請求身處紐約的三位親兄弟姐妹寄出一份宣誓書，以證明他的美國公民身份，好使他能夠返回美國。然而，當他們堅持要求他首先歸信天主教時，他卻選擇在餘下的戰爭歲月中，一直被關在牢獄裡──這漫長而艱辛的六年幾乎奪取了他的性命

國際弘法

戰爭的恐怖和核武的威脅給護世比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開始堅信，單獨依靠科學只會予世界帶來更多的痛苦，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佛法。1946年秋天，也就是戰爭結束後的一年，護世比丘的其中一名信徒，旅居緬甸的（印度）旁遮普名叫索尼的醫生（R.L. Soni），幫助他組織了一次大型的公開佛教弘法大會。不久之後，索尼成立了佛教海外傳弘法團，並在一次國際弘法之旅期間，將護世比丘推舉為「佛法大使」。

從各個方面看來，護世比丘確是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佛教的理想人選。雖然他是一位上座部的僧侶，但他亦包容所有的佛教傳統，在其使人皈依佛教與頻繁的旅途之間，他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教派而只是一位堅定不移的佛教徒。作為一個於西方出生及接受教育的人，他擅長將佛教描述為一門現代、科學和理性的宗教。此外，他亦對自己的使命充滿熱情。他經常對亞洲的信眾說，有別於出口橡膠和錫這些「毫無價值的物料」，他們現在正投身於「出口實相」的產業，而佛法就是他們「最珍貴的財產」。

護世比丘的弘法願景植根於兩個核心理念: 第一，人類已經準備好轉向佛教；第二，大規模的宗教信仰轉變可以通過小規模的策略去實現，就像化學鏈鎖反應中的催化劑一樣。他深信「一旦知識份子接受了佛教，大眾就會跟隨。」

起初，護世比丘將目光投向了歐洲，希望在那裡進行大規模的皈信運動，但隨著時間推移，他把希望寄託在美國。「我的目標是美國」，他在菲律賓開始他的國際弘法時說：「通過使美國轉信佛教，全世界的人都將成為佛教徒。」他對自己在這個靈性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滿堅定的信心。他曾被命名為薩爾瓦托·納塔萊（Salvatore Natale）──「救世主降生」──以紀念他在聖誕節翌日出生。當他接受最後一個法名──護世比丘（Lokanātha）時，其大概是「世尊」或「救世者」的意思，他滿意地意識到這個名字的含義是如何地與他本來的姓氏相呼應。

這次國際弘法之旅的第一階段被稱為「閃電弘法之旅」，護世比丘到訪了幾個亞洲國家，然後再前往加州北部並接受了日裔美國佛教徒組織的接待。他從那裡前往洛杉磯，當地一個名叫吉普賽．布斯（Gypsy Buys）的著名社會名流和她的丈夫傑瑞（Jerry），邀請他在其比華利山莊的大宅──獵鷹巢穴（Falcon Lair）中留宿，護世比丘認為其將是他展開美國佛教弘法活動的理想基地。

但他在洛杉磯的逗留很快便演變成一場公眾鬧劇，吉普賽和傑瑞很富有但亦十分古怪。獵鷹巢穴是（已故影星）魯道夫·華倫天奴（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的故居，護世比丘被強拉出席了一場精心策劃的聚會，目的是要與那位已故影星的靈體取得聯繫。在三十多名神秘主義者和靈媒的簇擁下，護世比丘是這次活動的貴賓，與會者聲稱自己聞到了華倫天奴的香水味，還看到了他的狗兒。當傑瑞得知緬甸對僧人表示尊敬的傳統習俗後，更為護世比丘擺拍了一張照片留念，相片中護世比丘在跪在其跟前的女眾的頭髮上走過。

護世比丘亦寄給支持他的親屬們一些沒有那麼聳人聽聞的剪報，其中顯示他在美國進行了瘋狂的行程，在不到三週的時間內，他在大學、民間組織和教堂對五千多人發表了演講。在1949年3月5日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上，一篇題為《城中熱話》（Talk of the Town）的文章描述了對護世比丘的一次拜訪，當時他在曼哈頓的康沃爾阿姆斯酒店（Cornish Arms Hotel）帶領十多人進行禪修。

在離開美國之前，護世比丘就他在美國的十八個月，對報章媒體發表了極為樂觀的報告，指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獲得「相當多的皈依者」之後，他宣佈美國「皈依佛教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有一位記者卻挖苦地說，這位比丘的誇誇其談像極了蘇維埃指西方政權即將垮台的政治宣傳。

護世比丘在女信徒的頭髮上走過，這張照片由接待他的傑瑞·布斯（Jerry Buys）攝於1948年的洛杉磯 | Acme攝影社

萬民皈依

儘管護世比丘還不知道，當時已經為佛法提供了肥沃土壤的並非美國而是印度。1935年，印度的法學家、社會改革家及達利特人（Dalit，即印度種姓階級中「不能觸碰」的「賤民」）的支持者比姆拉奧．拉姆吉．安貝德卡爾（Bhimrao Ramji Ambedkar）宣佈，達利特人只有斷絕與印度教的聯繫，才能獲得自由，這隨即在整個印度次大陸引起了軒然大波。安貝德卡爾說：「儘管我生為印度教徒，但我並不會死而為印度教徒。」在他發表聲明後，包括錫克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在內的許多宗教代表，都直接呼籲安貝德卡爾改信他們的宗教（從而贏得眾多擁護他的達利特人信徒）。

護世比丘也看到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積極地嘗試將安貝德卡爾帶進佛教，並於1935年和1936年兩次主動出行以便與安貝德卡爾直接會面。他甚至出版了一本名為《佛教將使你自由!!!》（Buddhism Will Make You Free!!!）的小冊子，他在其中將佛教定位為婆羅門教以外的另一個沒有種姓觀念的選擇。護世比丘通過自己的信徒繼續遊說，其中包括安貝德卡的一位親信──索尼醫生（Dr. Soni）。最終，在經過20年的深思熟慮後，1956年安貝德卡爾在到索尼醫生在緬甸的家中拜訪時，選擇了成為佛教徒。

回到印度後，安貝德卡爾逐漸讓他那數十萬的達利特人支持者皈依了佛教──這可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皈依（編按：後來卻發展為具爭議的教派）。當時，人們相信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基本上已經絕跡，僅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碩果尚存。安貝德卡爾及其支持者的皈依，戲劇性地將佛教重新引入了印度。護世比丘在這次事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安貝德卡爾更視他為這五百萬名新皈依的佛教徒的潛在導師。

護世比丘在接下來近十年裡，繼續進行他熱忱的弘法活動，但在1965年底，他額頭上的一處潰瘍演化成了癌症，更在次年於緬甸彬烏倫（舊稱眉繆）山區的避暑小鎮逝世，享年69歲。眾人為他在仰光的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隆重地舉行了莊嚴的國葬，軍方和政府領導人以及大批信眾都參加了葬禮。

儘管他幾乎完全沒有被記入歷史文獻中，但護世比丘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佛教人物之一，他對弘法付出的努力，帶動了二十一世紀的佛教修行和建構了信徒的組織。在彬烏倫的一座寺廟中，至今還掛著一張這位矮小的意大利裔美國僧侶的照片。就著他的努力，今天在印度才會有大約800萬名安貝德卡爾派系的佛教徒。

讓我們隨喜護世比丘一生的弘願所成就的一切功德！

善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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